第二章（第1 / 4页）
最经常出现在我梦中的便是我找到她尸体的那晚。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梦到的并不是我跑向她，找到她的画面，而是发生在那之后的一个短暂插曲：护工报警后，第一个警察到了，我恍惚地坐在草地上，心不在焉地听着警察的提问，看着另一个警察救助瑞秋的画面。我看过去，见他抬头，大声喊出数字，又低头，将自己的脸压到瑞秋的脸上，再次抬起头，大声喊出数字，一遍一遍不断重复。这时，我意识到我身旁的警察在大声喊我，因为我一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于是转向他，专心听他的问题。
直到渐渐听不到另一个警察大喊出数字的声音时，我也就回答了一两个问题。我意识到，救助已经停止了，大家陷入沉默。
我听到他对着手中的无线电设备说，取消救护车。我开始声嘶力竭地喊，质问警察为什么要放弃救援。警察拉住了我的胳膊冷静地说，“没有必要了，先生，我们正在请法医。”
我还是不甘心，“为什么？凭什么？请继续救援！”
他的眼神离开了我，回答说，“先生，来确认死亡。”
这时，另一个警察已经开始在瑞秋身旁围绕着一圈东西，看起来像极短的白色栅栏，但是布做的。看到他这样做，我想起了我父亲为了让我妈妈觉得很温暖，在康沃尔郡的每个夏天都会将栅栏敲进沙地而围起来的防风带。这时，我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瑞秋了，再也见不到了。我绝望地一步一步地挪向她，嘴里大喊着“住手，让我再看看她”，却感觉自己的脚沉重得无法移动。沉重、痛苦、黑暗笼罩着我，笼罩着死亡，身旁的警察抓着我，边用手铐铐住我的双手，边轻声说，如果我继续阻碍工作他将逮捕我。
这些在我的梦中，没有任何声音，没有大喊大叫。我只看得到我们的嘴唇在动，我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是什么都听不到。不是沉默，而是声音的缺失。
梦继续着。我离开围在瑞秋周围的栅栏，背对着，盯着这片草地。脑海里浮现出另一幕，那是十五年前一个十月的早晨，我认识她的那一刻。是的，在理查德婚礼上，当我们看着对方时，我们已经认识多年，也许可以这样说，在这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空白，直到我们在露辛达的婚礼座位安排下，在中殿律师学院大厅的那晚，我们又再次认识了对方。
在梦里，有个带着扩音器的男人，站在树下，对着我们喊：脚步轻点，小心点，动作快点。梦里只能见到他把扩音器放到嘴边，看着我们在树前排成纵队。另一个男人站在他旁边，俯身对着照相机。一个奔跑着的身影出现在他们身后，是一个女孩，我们的目光都被她吸引而不是相机。
就这样，梦结束了。
梦中，我说我想起的那一刻，可以说是我最初认识瑞秋的那一刻。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妻子死前，我认识她多久了，我会从那一刻开始算起。但事实上，我得说，我对她的了解就如同其他人所了解的她一样：她就是那种大家都有所耳闻的人。
1992年的秋天，理查德、瑞秋还有我，一起进入牛津大学，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在我和理查德非常骄傲地等待着拍照留念的时候，她很主动地介绍了自己，并跑向我们身旁的高大的梧桐树，和我们一起合影。
那天早晨，风吹着树枝轻敲过我房间的窗户。那时开学还不到一两天，我被安排在纳菲尔德楼的一个房间。纳菲尔德楼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面朝主院的南部，独立杵在花园里。里面房间非常狭小，门檐很低，进门有一个狭窄的铁床，床的另一边是桌子，感觉床和窗子形成了一个壁龛，里面刚好塞着一张桌子。从屋檐上延伸下来的窗户，向天空打开，所以我坐在桌边的时候，望向窗外，可以看到整个草坪，一直延伸到湖边，中间点缀着几棵大树，如同夜晚微风吹拂的海面上摇曳的船只。房间的另一尾端，也有一个窗户，朝下看，便也可看到湖面。转过身，另一面墙边，有一个小洗漱盆，上面挂着一面镜子。
我到大学的那一天，门房的信箱里就有一封我的信，信上在我的姓氏后面冠上了“绅士”二字，这还是第一次。我从签名开始看起，给我写信的是教英文文学的高级教师和研究员哈利·加德纳先生，信中说，着深色装于早上八点到纳菲尔德楼前的草地上，这样就能在去参加在谢尔豆尼安剧院举行的入学仪式之前，先一起拍张照片。信上解释说，这是行程安排。让我们在那么早的时候去到草坪，是因为拍照时，要按照高矮顺序，避免不必要的受伤等。
而那天早晨，因为窗下的笑声和金属的叮当声，我几乎是早上六点就醒了。我记得自己很奇怪，很紧张。以前承诺自己不管怎么样，每天都要去大厅吃早饭，而那天早晨，我只给自己泡了一碗燕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