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滹沱河北岸，有一列马队正急匆匆地朝村里赶来。小山村叫西柏坡，位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汇处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易守难攻，是一所不可多得的战略指挥所。
它的确配得上这个称号。
1947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共产党随时都有可能丧失这块宝地。当务之急，是马上寻找一个既安全又可以指挥整盘战役的指挥所。毛泽东从聂荣臻口中得知，河北平山西柏坡是一个可容纳千军万马的富足之地。抗战时，聂荣臻一直转战晋察冀，对这一带非常熟悉。按他的话说，西柏坡民风淳朴，地域辽阔，山水相间，滹沱河两岸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可保障部队机关充足的给养，是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于是，中共中央派刘少奇、朱德急赴西柏坡，为共产党首脑进驻西柏坡打前站。当年11月12日，石家庄被共军攻陷，它是国共战争中共产党在国民党手中夺得的第一座城市，意义重大。西柏坡距离石家庄只有90公里，比以往更加安全。于是，毛泽东从延安撤离，迁入西柏坡办公。后来，中共在这里指挥了轰动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真可谓，中国命运定于此村。
马队一路小跑，一直到村西口一排平房前停下，几个精干的小伙子，动作麻利地从马背跃下，与守卫在平房门口的士兵互敬军礼后，径直进了第一间屋。
屋里烟雾缭绕，坐在炕上的几个人黑着脸，抽着烟，炕下全是烟头。早春的河北还很冷，屋里却暖烘烘的，一座圆形铁炉子放在屋子中间，从炉子的脖子旁边伸出一根胳膊粗的铁皮管子，弯弯曲曲伸向房顶，从一个豁开的圆洞捅了出去。炉子上烧着一壶开水，壶盖噗噗响着，已经烧开很久，但没人管它。
来人中有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眉毛粗粗的，眼睛不大，鼻梁也不挺，皮肤黝黑，但身材敦实，像座铁塔似的。一进门，就冲坐在炕头的一个人大喊一声：“报告邓处长，王大霖前来报到！”
被叫作邓处长的人名叫邓杰，军帽的帽檐向上翘着，眉毛粗黑，嘴唇宽阔，瘦瘦的脸颊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局情报处副处长。
中央社会部是中共的特工机构，成立于1939年2月，其前身是1937年冬天成立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中共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在康生的主持下，中央社会部依照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ogpu）的结构组织建制，使社会部成为门类齐全的情报反间谍机构。社会部下辖有五个局：一局主管组织、人事；二局主管情报；三局主管反间谍；四局主管情报分析；五局主管特工训练。社会部还有两个直属部门：保卫部和执行部。为了培养派往国统区的特工人员，以及根据地急需的肃反干部，社会部还办有西北公学。
邓处长说：“来得很准时嘛！”
王大霖嘿嘿笑着，回答说：“接到命令就骑马赶来了，又不远，当然准时。”
王大霖是中央社会部直属部门执行部行动大队的大队长。从职务上看，他比邓杰低，但他有尚方宝剑，有逮捕任何人的权力，包括中共高级干部。在延安，王大霖名声在外，很多打入中共内部的国民党特务，都是他亲自逮捕并枪决的。他和邓杰部门不同，表面上看，邓杰负责情报，他执行命令，工作上必有联系，其实不然。王大霖执行的是更高层的命令，而非二局。所以，接到迅速赶往二局的命令时，他以为要执行逮捕任务，后来才知道，是接受任务。他有点纳闷，他从来没接受过来自二局的任务，但命令如山，必须执行，何况他和邓杰的私人关系相当不错。当年他俩曾接受秘密指令，一起打入国民党内部，配合相当默契。
王大霖接着说：“邓处长，说正事吧！”由于双方太过熟稔，王大霖一点也不客气。邓杰也喜欢他这种不拘小节的脾气。邓杰办事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他和王大霖，可谓惺惺相惜。
王大霖带来的人一共11个。命令上是这么要求的，人是他挑选的，个个精明能干，身手不凡。此时，他们满登登地站在屋门口，黑压压一堆，屋里炕桌上唯一的一盏小油灯摇晃起来，邓杰干脆一口把灯吹了。这下，外面倒是出了太阳，屋里却更黑了。
“大家伙坐下说吧！”他的手向下按了按，但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屋里根本坐不下。他咳了一下，扶了扶镜框，只能言归正传：“李克农副部长现在正带着中社部其他同志在北平工作，这个月下旬，我们要迁到那里，保卫工作必须提前准备，所以，李部长临走前，就把这次任务交予我们二局全权处理。”
原来是这样，王大霖想。
屋里很静，只有微微的喘息声此起彼伏，大家都用目光盯住黑暗中的邓处长。他像个剪影，只不过剪得太瘦了。
“这次行动的代号为‘向北方’……”
“向北方？”王大霖不禁重复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