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1 / 3页）
作为一名侦探，有时候我反而会忽略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
开车穿过海湾大桥回到旧金山时已经下午一点半了。我走高速公路百老汇出口，那里通向北海滩。我在第一个收费处停下，在公共电话簿里查找史蒂芬·波特的信息。那上面只有一条信息，一个号码，没有地址。我付了十美分拨了那个电话，无人接听。
是啊，我想，正是那个家伙的作风。
食物现在对我没什么吸引力，但我的胃已经发出咕噜咕噜的抗议声，提醒我最好填饱它。从早上八点到现在，我只吃了一只橘子，喝了早餐咖啡。我驾车穿过百老汇隧道，停在波尔卡的某个地方，吞下一个金枪鱼黑麦三明治，喝了一杯冰茶。其实我更想来杯啤酒，但又怕好不容易减下来的啤酒肚又鼓起来。现在我每天只敢喝一瓶低酒精啤酒，而看今天的情况，我此刻还不能喝。
从饭店出来，我驾车去市中心，花了十五分钟找停车位，然后去了中心图书馆的缩微胶卷室。克斯卡顿告诉我他父亲的死亡日期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旧金山有四份当时的报纸：《新闻报》、《公报》、《编年史报》和《检查报》。我要了这四份报纸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和十二日的那几份，然后坐在一台放大仪器前，开始斜着眼睛一页一页费力地仔细看那些发黄的报纸。
关于哈蒙·克雷恩自杀的细节，或者至少说被报道的部分，远远多于克斯卡顿告诉我的。十二月十日晚，阿曼达·克雷恩外出与亚当·波特在渔人码头餐厅共进晚餐。本来波特也邀请了哈蒙，但他没有去。据波特说，克雷恩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喝酒，看上去孤独而沮丧。“但我没有看到他有任何企图自杀的迹象，”报纸引用波特的话说，“哈蒙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
波特与克雷恩太太八点四十五分回到北海滩那幢隐蔽的房子。他们刚刚踏入家门，托马斯·扬科斯基就来了。他是接到克雷恩的电话后匆忙赶来的，电话里克雷恩说话“断断续续，听起来有些绝望”。克雷恩太太开始焦急地呼喊丈夫的名字，但没有反应。于是扬科斯基和波特冲上楼，发现克雷恩办公室的门从里面反锁上了。他们意识到不对劲，立即破门而入。房间内，克雷恩倒在办公桌旁，右边太阳穴上中了一枪。
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把点二二式布朗宁自动手枪。那是他的手枪，他喜欢玩射击，自己拥有三把类似的小口径手枪。有些卑劣的记者在公报上登出了留在克雷恩打字机上的“溅满了作者血迹”的纸条：“我活不下去了。睡不着、吃不下、不能工作。我已经不能思考了。活着比死了更难受。我还是死去吧，没有我曼蒂会更好。”
没有一篇报道刊登了阿曼达·克雷恩说的话，外界都知道她患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有位医生对她进行隔离治疗。扬科斯基和波特对此次自杀事件表示震惊和悲痛。波特说：“最近哈蒙迷失了自我——整日消沉、酗酒。我们以为这是一位作家处于低潮状态时的表现。”扬科斯基说：“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思路枯竭了。对哈蒙来说，写作是生活的一切。写不出东西对他来说同死亡没什么区别。”
没有其他认识克雷恩的人给出更好的猜测。克雷恩选择了沉默，对所有人三缄其口。他的内心世界无人知晓，而他拥抱死亡的真正原因也与他一起随风而逝。
所以我怎么能期望在事隔三十五年之后找到那些原因呢？他为什么自杀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每个人迟早都会死，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尘归尘，土归土，最后谁会关心呢？
阿曼达·克雷恩关心。迈克尔·克斯卡顿也关心。也许我也有一点关心。总有和我一样的傻瓜去关心与己无关的事情。
我离开图书馆去开车，一张超时停车罚单贴在我车前挡风玻璃上，无言地昭示着旧金山居民的待遇。我驾车驶上凡尼斯街，一直开到欧法雷尔大街。我和埃伯哈特的办公室在欧法雷尔大街上，离凡尼斯不远，邻街有个停车场，与商业区的车库相比，那里的月租非常便宜。我在一层的指定车位停好车，走进我的办公室。
这里不像外面看上去那样体面整洁，甚至根本不像在一幢大楼的里面。一层属于一家房地产公司，二层属于一家定制衬衣的服装公司（公司的标语是“合体就是美丽”），三层和顶楼则属于埃伯哈特和我。顶楼是一个转角阁楼，以前是一家艺校，顶上还开了天窗。办公室有扇天窗，真时髦——除了下雨的时候。雨滴打在玻璃上发出的巨大声音使你打电话时不得不扯着嗓门吼叫。
我进去的时候埃伯哈特正跷着腿靠在椅背里，悠闲地打电话，说话的声音像只便秘的鸽子。这是他跟温黛说话时的一贯语气。埃伯哈特以前是个警察，五十五岁，已离婚。他只要跟温黛说话，听上去就非常恶心。
不过埃伯哈特正在恋爱，至少我认为他是。温黛·贾沃斯基，梅西百货一家分店里的鞋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