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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关东电力公司的人，看了中央报社的晨报，顿时十分惊愕；九十九里滨核电站为了慎重起见，还专门派人去调查了，结果，没有发现有报道中所描述的事件发生。
“报道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当天，也就是九月十五日，核电站内部，只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事故。当事人不小心，从作业场地的台阶上摔下来，扭伤了脚踝。所以，可能一些反对原子能幵发的人，就借题发挥、散播谣言，再加上大家的以讹传讹，就产生夸大事实的流言。中央报社的记者，不会就盲目相信这些谣言，而登载到报纸上吧？这给我们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关东电力公司这样解释道。
如果是不知名的小报纸，当小道消息写写那还无所谓，但刊登在有名的全国性报纸一《中央报纸》的头版头条，以及社会版面的醒目地方，这不仅影响到关东电力公司的声誉，还会损害整个原子能发电部门的利益，所以，关东电力公司要求中央报，社登载一篇与错误报道相同版幅的修正文章，以及谢罪的文字。
当然，中央报社并没有贸然就轻易答应，关东电力公司提出的要求，而是委婉地拒绝说：“虽说时效性、准确性，是新闻报道的生命线，但时效性与准确性，本来就是互相矛盾的要求，我们往往不得不牺牲准确性，来保证新闻的时效性，只要是采取第一时间报道的原则，就难免会产生一些误报，这是报纸无法摆脱的宿命。从细处说来，可能有错字、漏字等等，可以说没有任何印刷错误的报刊，那是不存在的。”
过去也存在好几次大的误报。暂且就不提战争时期的“大本营发表”，例如昭和二十七年四月九日，日本航班“木星号”在三原山坠落，所有人员无一生还的事故发生后，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说“所有人员在舞坂冲获救”。昭和四十九年八月三十日，过激派制造了一起三菱重工大厦的爆炸案件，而大阪的《朝日新闻》晚报，在第二版却报道说，是由于交通事故，导致装载的货物爆炸。
还有一些错误报道，并不是由于这种“速报主义”导致的，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充斥着昭和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朝日新闻》晨报，整个第一版面的“虚假报道”。报道题为《伊藤律氏现身，与本报记者在宝冢山中进行对话》，刊载了神户支局职员、长冈记者的一个“架空见面会谈记录”。这场与连麦克阿瑟的GhQ都已经搜寻腻了、没有找到的日本共产党干部的会面，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三天之后才弄清楚，报道内容都是捏造的。
这时，《朝日新闻》立即刊登出了修正后的文章，虽然后来的报道，确实痛下决心、完全不给自己留情面地，修改了之前的报道，但也只有两段，与虚假报道的超大篇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报社就是如此地讨厌订正报道中的错误。报社都担心：要是承认错误之后，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度，就会大幅度地下降，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中央报社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听从关东电力公司的要求。
料想到中央报社不会如此轻易地答应自己的要求，所以，关东电力公司的社长和室长，直接拿着文件，带上顾问律师到中央报社，一开始就摆出一副要请求国家机关，审理此案的架势。
中央报社召开了紧急在京董事会议。编辑局长、地方部长、整理部长也被叫去，并要求在会上说明，采访及编辑的详细过程，董事会经过激烈的探讨，还是没有想出最终的应对策略。
事态的发展如曾我明一太郎所说，总务部长藤平武彦全盘否定了之前的供词。佐桥启助也坚持说，自己跟整个事件，完全没有关系。函馆的指纹也没有提取出来，进行铁罐检查根本不可能，警察也不愿意调查此事。
中央报社本来还计划，搜集能够证明藤平供词真实性的证据，可对手防范得天衣无缝，根本找不到证据。毋庸置疑，记者们是不可能从关东电力公司内部，获取有关这起案件的材料的，而其名下各个外包公司，由于惧怕掌握他们生死大权的总公司，也不敢透露任何消息。
不过，目前来看，佐桥启助的不在场证明，反而很明了了。高濑社长尸体被装入铁罐中的那天——即九月十五日，佐桥已经离开九十九里滨核电站，到东京出差去了。不仅仅东京电力方面，公司外的第三者也证实了这一点。这说明藤平武彦的证词中有虚假内容，他当时在被原田记者穷追不舍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坦白的，但他其实早已暗暗想好战咯，编了这么一部分谎言，并以此作为基础，来推翻全部供词。如此看来，即使实行曾我明一太郎的计划——将消息来源藤平武彦的名字公之于众，事情也难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现在别说跟他们分庭抗礼，就是如何应付可能面临的藤平起诉报社，损毁个人名誉的争端，大家也是一筹莫展。中央报社由此陷入了困境。
一开始，报社管理层还是比较坚决地，拒绝东京电力的要求，之后态度渐渐软下去，每次被要求给予答复时，总是不断地拖延时间。
事情就这样拖着，各大报纸的周刊杂志，铺天盖地地出版了，什么《盲目相信谣言，中央报社元气大伤》《继九十九里滨核电站之后，中央报社陷人绝境》《耀眼的旋涡——揭露谣言的中央报社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