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1 / 3页）
那是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哥特式宅第，有那么点像牧师住宅。一株硕大无朋的猴谜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房子前面的草坪，此树初植之时这房子也不过刚刚建成。草坪里还长着数排成荫的大树和浓密的灌木，从公路的那边根本无法看到避居其后的屋宇的真容。如今那猴谜树在地下早已是盘根错节，牵缠不清的根须向草坪以外的四面八方延伸，盘卷在了街路下铺设的天然气和排水管道上，甚至静悄悄地探到别人家的园地里去了。
理查德·莫特腕上的那块劳力士表被砸烂了，时间停止在他死去时的四点五十分（刚好是一条直线），周遭死气沉沉，只有电视机（那台“棒极了”的电视，有一刻他曾经指望用它来交换他的生命）上的小红点像鬼眼一般注视着这一切，而隐隐传来的郊区生活的市声也随着清晨迟重的脚步渐次喧嚷起来。送牛奶的货车咯噔咯噔地在街道上驶过。这个富足的郊区至今还有这种送牛奶的货车，将装在玻璃瓶里的牛奶送到订户的门前。邮件已经悄无声息地滑进了信箱。在伦敦的时候，理查德·莫特的一天从收到邮件开始。他总觉得那些没有邮件（虽说邮件天天都有）的日子并不曾真正开始过。今天邮件如期而至，而且都是寄给他的，这些邮件改写地址后写着“马丁·坎宁转交”，其中包括他的经纪人寄来的一张支票，身在希腊的朋友邮来的一张明信片，有两封喜欢他的人写来的信，却还有两封讨厌他的人写来的信。尽管邮件是来了，可是这天对理查德·莫特来说却不会再开始了。
发现他的是打扫的女佣。这位女佣是捷克人，来自布拉格，在学校里学的是物理学。她的名字叫索菲娅，正在利用夏天的时间“死命干活”来赚点小钱。她们不是“女佣”，她们是清洁人员，女佣这个称呼已经过时了，太过傻气。她们供职于一家叫做费我思的公司，通常是手里拿着拖把，在清洁团队领班的监管下由一辆粉红色的货车送到指定地点工作，这个被称为“管家”的领班是个最初生活在刘易斯岛的女人，她对所有的女佣都很刻薄。
一周请清洁人员来打扫个两、三次，其实花不了太多钱，但是加上代理费和没有明确开列的辛苦钱，请费我思的人来打扫就要花上三倍的价钱。所以一般来说，她们去干活的那些人家不是太有钱就是太愚蠢（或者既有钱又愚蠢），他们居然想不到要去换个省钱些的清洁工。她们公司印制了粉红色的商务名片，名片上的公司名下印着一行题语：“我们为您煞费心思！”
“题语”这个词（还有“死命”及其他）是索菲娅从她的苏格兰男友那里学来的，她的男友是营销学专业的毕业生。女佣结束工作后，需要在那张粉红小卡片上写上“今天为您服务的是女佣玛丽亚和莎伦”，或者是其他什么人，然后将卡片留在这户人家家里。公司的女佣半数都是外国人，大多来自东欧，人们称其为经济移民，其实就是廉价劳动力。管家会交给她们一张工作清单。这份清单是他们事先和房主人沟通确认的，那上面总是无可争议地写着诸如“清洁浴室水槽”、“整理楼道”、“换床铺”等显然在清洁人员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清单从不告诉你要“弄干净猫的呕吐物”、“更换暴爽过后的床单”、“把浴室排水孔里缠着的头发弄出来”，可这才更符合她们工作的实质。
有些人就跟猪一样，他们会把自己漂亮的房子折腾得令人作呕。“暴爽”这个词当然也是索菲娅从她的苏格兰男友那里学来的。他是她了解本地话的好渠道，虽说他很肤浅，不过他床上功夫很好（他的话），交个外国男朋友不就指望这个吗，要不然谁愿意找男朋友呢？管家通常会开着那辆粉红货车载她们到工作地点，放下她们之后，天知道她去干什么了，大概不会做什么太累人的事。索菲娅想象着她坐在某处的一张舒适的椅子上，正在吃巧克力饼干，看电视里的《早安》新闻节目。
她们在默奇斯顿区有三栋需要打扫的房子，而这三栋房子都离得不远，看来是口耳相传的结果——别的不说，费我思的女佣做的家务那是没得挑。她们每周都会去那栋长着猴谜树的房子（漂亮极了，索菲娅真想住在里面），可是从来没有见过房主人，每当她们从前门进去，他就像猫咪一样从后门溜走了。他是个作家，管家这么说，所以只要是纸张，或者是写着字的东西都不可以乱动。那是她们打扫过的最干净整洁的屋子，所有东西都在它该在的地方，床是铺好的，毛巾是叠好的，食物都收纳在湖地买来的塑料容器中，有条不紊地放在冰箱里。你简直可以什么也不干，就坐在厨房里，边喝咖啡边看报纸，看完报纸走人，管家永远不会知道你偷了懒。不过索菲娅不会这么做，她是个勤快的人。在这栋房子里，她又擦又抹，比往常更尽心地打扫，因为这位作家本人那么于净，他值得她那么做。现在又多了一条理由，因为这位作家家里来了个客人，这个客人是头猪，不光抽烟喝酒，把衣服扔在地上，要是他看到她，还会说些肮脏的下流话。
他跟一个女佣开了个价钱，那个愁眉苦脸的罗马尼亚女孩就跟他上了楼（“去干一场”），可他最后只给了她一半的钱，还有他的一张签名照。
“坏胚”，女佣们都觉得他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