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身陷绝境（第1 / 4页）
我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丢给沈恕，自己的日子却并未因此更好过。
陈广依然是一副不动声色、城府深沉的模样，每天照常上下班，做事一丝不苟，查案兢兢业业，看上去对我质疑徐剑鸣枪伤鉴定一事毫不知情，也未受到任何影响。又或者他真是无辜的？在阴沟里翻船的事并不少见，要允许任何人，包括权威人士，犯低级错误。枪案原本就很少遇到，陈广虽做了二十几年法医，相信他办过的枪杀案也屈指可数。何况他是从外科医生的岗位上转做法医，不比我是正统的学院派，他有些薄弱环节，也在情理中。
我自己却像是做了亏心事一般，每天都惴惴不安，害怕见到陈广，更怕和他说话。可他是我师父，又是顶头上司，不可能避得开。好在他并不心存芥蒂，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不特别热情，也不特别冷淡。外出办案时一般都会叫上我同去，指导时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的平静使我有些恍惚，甚至有些内疚，开始对自己的做法产生疑问。也许我当初应该采取更折中的做法，不该轻易对他存有怀疑，我太年轻，经验不够丰富，做事不够冷静、成熟……
沈恕按兵不动，我指望不上他，必须独自面对。这是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是我二十几年的人生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我猜想陈广不可能不知道我质疑他的事，他在楚原市经营多年，根基很深，用心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从省公安厅到区县公安局，都有他的铁杆兄弟，有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会马上知道，何况这样大的事情，而且他还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他不动声色，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确实一片公心，光风霁月，做错了事就勇于担责，所以问心无愧；二是他确实像我怀疑的那样，有意做出错误的枪伤鉴定结果，误导重案队的侦破方向，隐瞒事实真相。如果是第二种可能，性质就非常严重了，他可能是凶手的同谋，也可能他本人就是凶手，任何最坏的可能都要预料到，他的平静也许是爆发的前奏。
命运开了一个蹊跷的玩笑，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位上司、导师，竟然成为被我怀疑的对象，我进退维谷，无所适从。
一件小事迫使我从消极防守转为主动进攻。那天上午，到陈广的办公室送一份材料，从始至终都赔着笑脸，却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耽误一分钟，放下材料后就急匆匆地往门外走。陈广忽然在我身后问：“淑心，你来市局报到以前，有没有参与过枪案的鉴定工作？”他的声调很平和，却像凭空响起的炸雷一样，震得我心旌摇曳。我愣愣地慢慢转过身面对他，见他还在低头看材料，根本没留意我的反应，似乎那只是一句没有什么特殊含意的随口问话。
我故作镇静，感觉喉咙火辣辣的，说：“没……没有啊，您怎么想起问这个来的？”声音不争气地有些嘶哑，一听就知道心里发虚。
陈广却没有察觉出异样，仍头也不抬地说：“没事，随便问问，你出去吧。”
我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心脏还在狂跳不已。陈广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在这敏感时机没头没脑地这样说，绝不是随便问问。他是在表达不满、提醒、警告、挑衅、打压？
这是怎么了？明明有问题的是他，就算他是清白的，就凭他混淆军用枪和民用枪的创口，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给他个处分是轻的。我心虚什么？
我不能继续静观事态发展，这只会使我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我必须反击。当年丢枪的解放军连长耿连富不是肯定说嫌疑人是一名红卫兵吗？那红卫兵到现在50岁上下，刚好和陈广的年龄吻合。而且重案队给连环凶杀案的凶手的画像，如有从军或从警经历、接受过搏击训练、经济地位良好、有至少一台可靠的交通工具，都与陈广非常相像。陈广虽然是文职警察，却一向喜欢舞枪弄棒，时不时地就会去警察训练基地开几枪，或活动活动拳脚，身体素质非常好。只是年龄上和描画的凶手有些差距，但这并不能排除他的嫌疑，也许重案队的画像有所偏差，也是难免的。
说不定两名被害人正是陈广偷枪事件的知情者，才惨遭横祸。想到这里，我不禁身上一阵阵发冷。让悄无声息的沈恕见鬼去吧，我要自己查明真相。
我偷偷从电脑中调出陈广的简历。目前各级政府实施政务公开，所有中层以上干部的简历都张贴在内部网站上供员工浏览。陈广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于楚原医学院病理系，学生党员。耿连富丢枪那天是1975年4月30日，而当时陈广还在大学读书，只要找到了解他的老师和同学，相信一定会发现些蛛丝马迹。
所幸我在楚原市土生土长，东拉西扯的有不少社会关系。在求亲告友地折腾了两天后，联系上一位楚原医学院的退休教授，据说当年曾给陈广代过课，也愿意和我聊一聊陈广在读书期间的为人处世。我未向他坦白身份，编造说我是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因有人对陈广的提拔问题表示异议，所以需要深入了解他在入党初期的表现。这个借口很拙劣，但对于这位经历过那个什么都要讲政治、讲出身的荒唐年代的退休教授来说，已经足够了。
教授姓钱，名学礼，精瘦，满头银发，穿衣干净利索，只是跛了一条腿，走路有些不方便。提起陈广，钱学礼教授连连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