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80年代的终结（第1 / 3页）
本是物价与工资的改革齐头并进，但人们似乎只看到了前者，并把“5年”视作近在眼前。7、8、9三个月，全国居民储蓄锐减300亿元。
一场风暴似乎要刮起来了。
变革之痛
风暴的最早感知者往往始于民间。事实上，这次变动在当年年初已经在老百姓之间口耳相传。
1988年3月，上海调整了数百种商品零售价，大多是关乎日常生活的轻工业产业，除了上调种类之多令人震惊，20%-30%的上调幅度之大也前所未有。
1988年4月，国家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对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4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过去数月，为了让这些重要的副食品保持在居民买得起的低价位，政府补贴给商务部门大量经费，调整以后，这种补贴直接发到了城市居民手里。同时，商品的价格不再受限，结局令人堪忧——鲜菜涨价1/3多，猪肉涨价一半左右。
1988年5月，国家领袖在接见友邦国家领导人访问时不经意透露：“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并声言“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
变动的风声已经呼呼作响了。
7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中写道：“现在闯物价、工资等改革难关，虽然有风险，但更重要的是有诸多有利条件。”而经济学家茅于轼力挺放开价格的文章，题目是《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也同时见报。
一场真枪实弹的涉及民生的变革已经箭在弦上。到了月底，很长时间以来只流通于社会上层的茅台、中华等13种名烟名酒进入寻常百货摊点，价格也不再受限。结果可想而知，老百姓开始疯抢这些“稀缺资源”。
此情此景，与今日的房地产业何其相似。调控与失控，往往在决策者的一念之间交替上演。我们的国家就是在各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痛苦探索过程中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平稳与混乱之间的博弈。坐困愁城的政府和动辄得咎的市场化，将成为伴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个主要对手。
这种社会制度与市场规律之间的较量，产生的副作用是所有变革参与者的痛苦跋涉。即便如此，出发点是终结痛苦的变革依旧要前行，因为连老百姓都明白，不变的后果将是一个国家前途的葬送。
在改革开放之前，物价是人为制定的，价格只是个核算符号，不反映供求关系和产品价值，大到家电小到油盐，都需凭票购买。
无视价值规律的直接后果是价格体系扭曲，进而造成世界少有的全行业亏损。有人清楚记得，1975年的农民想戴只成本价仅10元的上海牌手表，需要卖掉1300斤稻谷，表是120元一只，而一斤稻谷才8分多钱。煤炭、化工、冶金等工业原料和矿产品长期亏损，全靠财政补贴维持生产。尽管与此相比，纺织、医药等轻工行业在当时属于暴利，但由于原料、燃料供应跟不上，经常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而一些基础设施、土地等，理论上干脆不被承认是商品（尽管今天看来，这种不被承认其实不见得是坏事）。对于严重变形的价格体系来说，仅凭有限的调整显然无法根治顽疾。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确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势在必行。决定价格闯关之后，国务院发文取消了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部分最多只能加价20%的限制。
这简单的几句话，背后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市场和社会将同时陷入混乱。但开国者的勇气让领袖们决定铤而走险。在价格放开的初期，确实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动荡。市场价节节上涨，与计划价的差距越来越大。一大批“倒爷”应运而生，疯狂地将计划内产品转手卖到市场上。
新华社一名记者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在天津某旅馆里，一名“倒爷”将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的另一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名“倒爷”又把提货单卖给第三名“倒爷”，每吨又加价200元。就这样，提货单没出旅馆就倒腾了4次，这批钢材由每吨700元蹿到1600元，4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赚得暴利。
金钱与权力明目张胆地勾结，贫富分化迅速加剧，引发了极大的民愤。在乱局中，规律和理性至少在短期内不如改革者的铁腕更具可行性。就在八十年代行将终结的年代，最高领袖鼓励市场变革：“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了路。”
以当时的局势，从中央到地方实质上都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困局，这种困境相比今日中国的困境，无法同日而语。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说，叫做“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