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穷苦冷酷（1）（第2 / 3页）

还是各自划定地盘的。

这离我们铺仔圩六七十公里的海康县客路公社的猪屎客，他们每年都拉着牛车到铺仔圩买铺仔圩居民拾的猪屎回去卖。铺仔圩很多没有工作的妇女就是以拾猪屎赚钱养家糊口的，当时圩镇都还是放养家禽。直至1982年，我出公差到海康县和阳春县，仍看到大猪在县城大街上漫游。这是后话。

我听大人讲，遂溪县很多公社的农贸市场都在卖人尿。有些滑头的人会用牛尿充人屎卖，有的人甚至用稻草浸泡水再加些少人尿充当纯人尿卖。

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去买尿时，他用右手中指插探入卖尿人尿桶的尿水中，他却用右手食指放入自己嘴中一试，他说卖尿的人掺假，卖尿人被他这么一“试”，被迫承认人尿中的确掺了一些清水。

水稻单产低，总产量又少，农民自己又没有其他办法补充粮食。因此，我们村与所有农村一样，粮食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按人口来分配，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一年分的稻谷差不了多少。这样做首先是保证饿不死人。

我们家每年每人可从生产队分到稻谷一百五十斤左右，若碾成白米就一百零几斤白米，每个人平均每月就不足十斤白米。也就是说，我们家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三两大米左右，我们生产队夏天在坡地上种秋番薯，秋天在水田里种冬番薯。番薯是低质粮食，其产量相对水稻要高不少。也是与稻谷一样按人口分配为主。

秋冬两季番薯收获时，我母亲除一部分即用番薯刷刷成番薯丝煮番薯粥食外，另一部分也用番薯刷刷成丝后担到生产队晒谷场晒干后，用蒲草袋装着放在大瓦缸里储存起来备用。我家一年最多有六个月可吃到大米稀饭，有四个月吃湿番薯粥，有两个月吃干番薯粥。

我家煮的大米稀饭，每人每顿最多二两米，煮稀饭时用钛罐煮开后再冲两瓢冷水下去，再煮开，未等完全煮熟便端下放在地上，这样做稀饭会稠一些显得多一点。

我母亲每顿吃饭总是捞稠的给我们父子吃，她自己总是吃最后稀的甚至有时只吃到少量稀饭和稀饭汤。我母亲煮湿番薯粥和干番薯粥，都是在全家人吃一顿的钛罐中加入二两大米，番薯丝粥煮的时间长，特别是干番薯粥需要更长的时间煮和沤。湿番薯丝粥有点甜味还好下肚。干番薯丝粥无论怎么煮怎么沤仍是干硬如小木丝，十分难咽，特别是有些生虫或霉潮的干番薯丝粥更是难咽。

我家煮稀饭吃集中在早稻和晚稻收获后的两三个月即每年的七月八月九月和一月二月十二月。干番薯丝粥主要在每年五月六月和十月十一月两次青黄不接的时候吃。所谓青黄不接就是上一季的稻谷已吃完了，现在的稻谷还是青的未成熟，接不上吃。

我家一年有一半时间吃番薯。虽如此，我家仍会断炊，我父亲有时托人从海康县（现雷州市）捎买一些大米回来补充。

我们生产队卖给糖厂的甘蔗，糖厂会按每吨甘蔗五斤白糖每斤白糖按出厂价两角八到三角钱返销给我们生产队。我们家每年可分到三十斤左右白糖。我母亲除存下五斤白糖到春节用来做煎堆和糯米籺外，其余全用来换粮票。

我母亲每年都随村里人提着白糖到湛江火车南站与北方下来的人换全国粮票，一斤白糖一般可换三斤半粮票。从生产队分一斤白糖要扣三角钱，拿粮票买一斤牌价米要一角四分六厘钱，一斤大米市场价是四角钱左右，一斤白糖自由市场价七角钱左右。我母亲一斤白糖换三斤半粮票还是划算，但不能公开换。我母亲将生产队分的一点白糖拿去换粮票。

同样，生产队每年分的十来斤花生，我母亲也是藏起来到过年时做糯米籺的内馅。我母亲将花生装在瓦埕里，埕口盖放一个碗，再用一些湿泥将碗边封住。我有时嘴馋得不行了，会剥开碗边的泥偷点花生吃，然后再用湿泥重新封回去。但我是不敢多拿的，否则过大年被我母亲发现。

我们生产队花生种都是生产队给工分由社员带回家来剥花生壳，我母亲每年到生产队称来花生回家剥，交回生产队的花生米往往都比别人的成数低遭到别人的议论。

我母亲和我们兄弟并不是故意拿了花生，只是我们兄弟晚上剥花生时严格把了“质量”关，将一些可留可不留的花生剥出来入了各人的嘴，所以，我母亲很少敢到生产队称花生种回家剥壳。

每年五六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都会给一些救济粮食给我们村各生产队，救济粮食是干玉米和木薯干片，极少见有救济大米。生产队的救济粮食有限只能发给那些困难户，生产队长认为我父亲在外做工有钱不算困难户。

但一九七二年大旱粮食大减产时，我家也领到二十多斤木薯干片。我们兄弟高兴地担回家，正要用钛罐煮木薯干片汤吃时，却被我母亲拦住了。我母亲担心我们兄弟吃木薯会醉会中毒（木薯含有少量氰酸），任由我们兄弟怎么骂死母亲臭母亲，我母亲就是宁愿我们饿也不给我们兄弟吃木薯片。

我家1974年初建瓦房时，我父母用光所有积蓄。1975年生产队收成不好，我家分到的粮食不多，我父亲1976年初做工收入又有点下降。1976年5月，我家里的装谷的大瓦缸空了，装米的小瓦缸也空了。我父亲每天给我三角钱和两斤粮票，让我中午放学后到粮管所买两斤米回家煮稀饭吃。不出五天，我父亲就再也拿不出钱和粮票了，我家彻底断炊了。

我母亲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