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穷苦冷酷（1）（第1 / 3页）

现代人甚至说没有经历过1960和1970那个年代的人，都无法相信，都可能会说哪有这么荒唐的故事，这简直是编造或是“天方夜谭”，就是经历过那个时代深受那个时代苦难的人现在回忆回想起来，也都无法想象。

1953年3月5日苏联伟大的革命领袖斯大林去世后，新上台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便迫不及待地否定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在1956年紧接而来召开的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报告讲话，全面否定和批判斯大林的路线、政策和斯大林本人。不久，又将斯大林的尸骨迁出莫斯科红场。

从此，苏联由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苏联又从中国撤走了所有援助资金和援助专家，还要逼迫中国短期内还债。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由称苏联为老大哥时期的沸点降为冰点，不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捷克发生了布拉格之春事件，苏联派兵进入捷克境内才镇压下去，又不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又出现纳吉事件，还亲自到匈牙利参与镇压匈牙利原总理纳吉的政变。

这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内武装夺取政权的事件使上层领导十分震。但也同时警醒了上层领导。上层领导全局审视中国国内的革命，深感中国的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也同样面临着苏联捷克匈牙利的问题。

全国各地的底层还有千千万万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天天都在想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还有全国仍有无数的人还在心不死、时时刻刻仇视社会主义制度。

还有一条也很关键很让上层领导忧心和难以把握的是美帝国主义，他们将和平演变中国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的希望和计划放在中国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再加上，当时台湾蒋介石又大叫狂喊反攻大陆，连我们离台湾较远的广东粤西都感到气氛十分紧张。那一年，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用气球绑飞入大陆的反动传单也撒在我们生产队的蔗地上。我们几个小孩跟着我们生产队李康德叔李菜荣的大哥李康阳追拾这些从天而降的传单。

据说，李康阳带了几张拾获的反动传单回大学（校），想以此警醒同学们防止被台湾蒋介石的侵蚀，但反而受到了学校的批评。

上层领导又据此发出最高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全国上下对阶级敌人继续保持高压态势。要继续与阶级敌人做无情的斗争。全国人民对待地阶级敌人都要像雷锋同志那样，爱憎分明，划清界限

为保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巩固中国的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就必须开展上述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否则，就算中国科学技术很发达，卫星不断上天；就算中国的文化教育很发达，培养出很多有科学头脑的人；就算中国的经济很发达，国家和百姓很富裕。但国家的政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也是白费力气。

现在仍有不少年轻人也有少数中老年人说，为什么当年老百姓没饭吃饿肚子。

从我上面简单的叙述中，有经验教训的。

我们村几乎每天晚上都以生产队为单位展开批孔会议。

我们村工作组抓生产，就是抓农业学大寨，挖井挖地下渠，抽引水上旱地种植水稻，引种小米小麦，种双行番薯，水稻田养红萍种红英，高温堆肥施鸭蛋肥等等。我们村工作组还不时组织村里的青年民兵挑灯夜战搞农业，

我们村每个生产队的情况基本一样。插秧前在犁好的田中，撒一次土杂肥，也就是用牛车将大村口猪牛人屎草木灰混杂的土杂肥拉到田边，然后由人用粪箕挑撒在田中，这些土杂肥中只有掺入了一点点磷肥算是化肥。

再就是水稻抽穗杨花前，每亩田撒十斤左右的国产硫酸氨或碳酸氨，尿素是绝对看不到的，钾化肥是什么在那时连听都没听说过。水稻也像我们生产队的人一样，营养严重不足，长势很不好，稀稀落落，青黄参杂，用农民的话说就是狗跳过田去，稻尖也碰不到狗的蛋蛋。

公社和大队的广播里年年喊亩产超千斤，我们村的工作组也想方设法将水稻亩产搞到超千斤，但每季水稻仍是亩产只有三百斤左右。没有化肥尿素、钾肥、磷肥，没有好的水稻良种，没有科学的栽培技术和管理，喊是喊不出高产的。水稻是粮食作物，我们村的经济作物就是甘蔗，甘蔗种植是在下种时施一次土杂肥，在甘蔗拔有两三节边培土边施一些土杂肥。甘蔗也同样因肥分不足，亩产也只有两三吨。

种其他杂粮，如番薯、花生、沙葛薯等等，都只在种植时施一些土杂肥，以后便不再施肥，这些农作物的产量也同样可想而知了。

当时，农村都没有化肥，最好的肥料就是人尿屎和猪屎。靠近铺仔圩的公路北边，很多个人在路旁埋了一排供男人拉尿的尿缸。我们湖光中学大操场边，良丰村和东岭村都在那里建了多座厕所，在那里抢夺“肥料”。

宝满、百儒、录塘等靠近市区霞山的农村村庄，都在市区霞山的各公用厕所紧贴着厕所墙建一小屋，派人二十四小时吃住在小屋里守住厕所，这还不算，连厕所掏屎口都装上木门装上锁，以防他人偷了厕所的人屎尿。

我到霞山区帮李康同卖蔗时住在李康同亲戚屋檐下。我看到每天早上六点钟就有人挑着木桶到居民宿舍区收购人尿，城市居民一听到叫收尿的声音都端着瓷尿盆出来卖尿，一盆尿可卖五分或一角钱，收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