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革命立新（6）（第1 /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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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

我读初中二年级时（1973年），先出了北京市的黄帅反师道尊严。具体就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学生黄帅在考试时，遇到一道题目问从某地到北京的距离是多少？黄帅同学的答案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北京，老师问的是某地哪一条道路到北京的距离？后来全国教育战线掀起了学习黄帅敢于质问老师敢于挑战老师尊严的。

又在同一年，又发生了张铁生这个新生事物的事件。张铁生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被大队公社推荐上大学，在形式上的入学考试中，张铁生看到试卷中的题目时，一头雾水无从下笔。他就在试卷的背后写了一封信，详述他为生产队的农业生产起早摸黑地操劳，因无暇学习复习考试，答不了试卷中的题目。他说他为了生产队的生产而忙没时间复习答不出题目上不了大学，比他放下生产队生产复习答出试题上大学还要重要百倍等等，他信中还鄙视了那些埋头学习的书呆子。这封信立即被全国各大报纸加了编者按以《一封发人深省的信》刊登，全国立即又掀起了学习张铁生的热潮，不久还以张铁生为原型拍摄了电影《决裂》，主题是要与“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和路线决裂。一直到我读高中期间，我们都一直在以张铁生《一封发人深省的信》为武器，当上了中国教育部长，但民间还是称张铁生为白卷英雄。

我读高中时的1975年至1976年，

张春桥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他还说“卫星上天，人头落地”，他又说政治的白专人物。

具体目乱纲的罪行进行辩论，我们两个人

1976年，无限的悲痛中，一开始学校通知我们学生准备就地参加了，我们对此非常费解。

当年回到村里。全体社员与湖光小学的师生一起列队站在湖光小学大操场上，很多人因站在烈日下暴晒几个小时，又因内心悲痛而晕倒在地。

又过十几天，我们湖光公社又通知各大队组织全体社员分批到公社生产队的社员在湖光公社大门前的公路边排成队，依次走入公社礼堂笑出了声。

事后，有父母的人说他又不是我的亲人，父。

1977年，在村巷两旁的砖墙上又用石灰水刷、并打上大大的红

我们村最花大力气的是在大村口村屋出一系列墙报，谁知到了1980年，中，1977年是最大的罪状，但过了三年后。

我们村在大村口李兴佑伯屋前大榕树，李福寿、李义春、李进朝、李康玉小青年人跑去海里抓鱼不参加会议。

我们大队大队长李开权伯傍晚带着几个人到村前大庙处把守，李福寿、李义春、李进朝等五六个人晚上六点多钟去海抓鱼走经大庙篱笆小村口回村时，被李开权伯抓个正着。李开权伯当场质，闹的人都大笑。李开权伯念他们总算答对一个姚文元，骂了一顿后放他们回家。

后来，又在另一次，觉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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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公社在湖光中学大操场召开全公社社员大会时，就会在大会主席台后边十多米远的一条干水沟里架一挺机关枪，管撑机关枪的人伏在地上双手紧握着机关枪，两眼注视着远方。

这个人伏在地上趴累后就会起身坐着休息，这时，我们这些围观的小孩就可以也伏下地握一握瞄一瞄机关枪，这挺机关枪很旧了，不知道是否还能打响。有人问撑管机关枪的人为什么架一挺机关枪在这里，该人回答是为了防止和抗击敌人飞机来轰炸会场。

我们一群小孩也七嘴八舌地议论说，电影里的解放军打头顶的飞机时，就要一个人在前站立双手举着机关枪，后边一个人左手握着机关机托右手扣动机关枪的扳机（扣鸡）射击。我还十分警惕地抬头远眺，以期早早发现来袭的敌机。

我和几个小孩一直陪着机关枪手，我内心既怕敌人飞机飞过来掷炸弹，又渴望我们这挺机关枪象电影里那样打中飞来的敌机，让敌人的飞机拖着长长的黑烟尾巴撞下地面，但直至大会开散也没见到入侵的敌人飞机，我既放心又失望。

湖光公社每一年都会在湖光中学大操场召开几次全公社社员或群众大会（群众除社员外，还有圩镇的居民），全公社的社员大都是走路来开会。最远十多公里的调罗村和料村村的社员早上六点多走路近十点才到会场，全公社的社员大会几乎都在上午十点钟才开始，十一点多十二点散会。

有时，主持全公社社员大会的公社领导开会前会大声喊“最远的调罗北月料村金兴大队的社员都到会场了，而最近的东方良丰大队的社员却还不见人影。”

开会时的会场总是人山人海(应有一万人左右)，大多时候湖光小学湖光中学的学生也会参加会议。

1976年初夏，湖光公社，湖光中学全体师生也参加了。因是公开审判大会，不但主席台后面干水沟处架机关枪，主席台周围都有握枪的解放军和公安。

上午十点多审判大会开始后，先是主席台上的公社党委书记作指示。作为农村孩子的我，与其他近万名公社社员学生等坐在露天大操场，近仰视远眺望万人之上高高在上的公社书记，内心由然地产生敬畏乃至崇拜。因此，我多年以后在云南省与张常委赵省长同台用餐时，我打趣说我之前见过最大的官是公社书记，我今天能见到省级的张常委赵省长真是兴奋得不能自己，惹得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