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革命立新（5）（第2 / 3页）
逢五，即原来是三天一个圩且三个公社的圩错开，现改为五天一个逢圩日且是统一的日期。这样，一是可减少农民趁圩，使农民集中时间和精力投入生产队的生产劳动，二是限制了农贸集市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活动，三是限制打击了投机倒把分子的活动。
与此同时，城市里也铲除了资本主义的土壤。湛江市将市区霞山市区原有的工农、麻丁、东风三个农贸市场全部关闭，市区范围内禁止农民拿农产品进入销售，以此避免农村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污染侵蚀城市。
农贸市场关闭了，但人的嘴不能或一下子不能关闭，菜还要吃还要买。霞山区的市民和郊区的农民便在市郊自发形成了三个简陋的农贸市场。原在工农市场买菜的市民跑到了四五公里外的宝满村村口买菜，原在麻丁市场买菜的市民跑到离市区四公里多的新村一片荒地(现新村消防大队往西300米处)上买菜，原在东风市场买菜的市民跑到离市区三公里多的204船厂（海滨船厂）处买菜。
往日热闹非凡的东风市场仅在市场的中心建了一座公共厕所，除了上厕所的人几乎没有其他人进入东风市场了。而麻丁市场却被工商局建起了高楼（1980年代只好在十八小学门前占整条街恢复麻丁农贸市场）。
我刚读高中一年级时的一个星期天，我父亲去霞山区做工，顺路带点生姜让我在宝满村村口卖。因为不好卖，我在同村人的怂恿下与其一起提着生姜跑到霞山区入口花圈处卖，这里除了我们卖生姜外，还有一些在卖番薯和番薯藤的。我正在卖生姜给一个市民，前面突然有人叫工商所的人来了，我一听顾不得收钱提起生姜抱着秤就跑。过十几分钟工商所的人走后，我又提着生姜回来原处卖。很多市民讨厌跑三四公里去宝满村买菜，故我的生姜卖得比在宝满村时快多了。不料，在我还卖到剩下几斤生姜时，工商所的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一人抓住了我的秤，另一个人抓住我的生姜，我这时抬头一看才看清工商所总共来了六七个人，都骑着单车。
工商所的人押着一个卖菜的人担着菜，押着一个卖猪糠的人挑着猪糠，卖番薯藤的人不需要担着番薯藤跟着走，只是将秤交到工商所同志手里。工商所的人抓着我的秤，我提着生姜跟着他们去工商所。
我们到了工农市场内的工农工商所，工商所内堆了很多菜、甘蔗、鸡等等东西。我们每个人都被没收了货物，退回萝筐粪箕之类等。若不肯担货物跟工商所的人走，工商所的人用单车推货物回工商所的，萝筐粪箕之类也都全部没收。据说工商所没收的东西能吃的自己吃，不能吃的如秤之类箩筐之类等等砸烂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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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中二年级暑假时，我母亲叫我在逢圩日时到铺仔圩买些新鲜鱼（渔民在海退潮时捕鱼，海退潮完后收网卖鱼。因每天的潮汐不同，渔民鱼虾上市场的时间也不同，而且每旬的鱼产量也不同了）。
一直以来，农民自己种的菜都是自己挑到农贸市场自由卖。渔民与农民一样，渔民自己捕的鱼自己担到农贸市场自己定价卖。我买了几次新鲜鱼后，我有一天再去铺仔圩买新鲜鱼时出现令我欢天喜地的场面。就是所有渔民担鱼来铺仔圩卖，都要一律交给工商所指定的几个秤手卖，渔民在旁收钱，就像早已实施的猪肉由工商所指定的刀手卖猪主人在旁收钱一样。但卖鱼的还要严格一些，即鱼的价格由工商所规定了一个最高限价，只能低不能高，就是不能像卖猪肉那样随便就市定价卖。这时的所有鱼虾都比我之前买的价格每斤低两三角钱，如黄鱼以前卖八角钱一斤，现在工商所规定其卖价为六角钱一斤，尖头鱼以前一元钱一斤，现在只能卖七角钱一斤。我买鱼能省下钱当然很高兴。
但不到十天，担鱼上铺仔圩卖的渔民一日比一日少，再过十天几乎没有渔民担鱼上铺仔圩卖了。我被迫跟着其它买鱼的人跑到两公里外的东海岛堵海大堤边向将渔船停靠在海岸边的渔民买鱼。上级看到将千家万户渔民捕的鱼统一定价出售，即与咸鱼那样国家牌价出售供应行不通，仅实行一个月便取消了这项政策，渔民才又重新担鱼上铺仔圩自由市场卖。我高兴不到一个月便又买回了自由市场价的新鲜鱼。
城市在铲除资本主义经济的土壤，圩镇也在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农村也在热火朝天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村的工作组和几个大队干部连续几次组织全村社员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工作组还组织几个男女青年在会上唱学习大寨歌，歌词是“学习大寨，赶大寨，大寨的……”。
我们村村巷两旁的砖墙上又在原有阶级斗争的标语旁或下面，用石灰刷写上“农业学大寨”“水稻亩产超千斤”“一九八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等等。湖光公社连通各村的有线广播一日三次都播全公社农业学大寨的新闻，湖光公社广播站广播员黄耀汉还自编自导小品，黄耀汉与女播音员一问一答一唱一和地演农业学大寨堵田坑洞之类的广播小品。后来，黄耀汉还将电影故事片《红树湾》配音成雷州话在湖光公社各自然村放映，电影中那句“三叔，盖印”的雷州话，令我终身难忘。这是后话。
我们村小学的学生晚饭后三五个人一组到各家各户朗读农业学大寨宣传资料，接生婆临海婆的小女儿李凤莲（李塌鼻）平时和我们在生产队劳动总是嘻嘻哈哈，今天李凤莲带着几个同学站在我家正厅里，象模象样一板正经地对我母亲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