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革命立新（5）（第1 /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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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开始，我们村按照上级指示精神，经常在大村口那里出墙报宣传“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三面红旗。这时集体经济日益重要了。

我们村驻村工作组的同志多次在全村社员大会上批评那些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中“出工不出力”，而到了自家的自留地劳动时却龙精虎猛起早摸黑，工作组的同志还揪出几个有时借故趁圩不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典型。

不久，我们村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村工作组的同志解释说，生产队的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个人的副业等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身体，资本主义经济是尾巴。目前尾巴过大，已拖累和侵害了身体，要保护身体必须割断割掉尾巴。割资本主义尾巴首先是缩减个人的自留地，自留地面积由原来每人一分田缩减为每人六厘田。每户屋前屋后，只能留五棵树，每户只能养两头猪。每户鸡鸭只能共养五只。凡是超过规定数量的树木、猪和鸡鸭鹅等都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在一个月内割掉。

严禁外出搞私捞做生意投机倒把。以前我们村有人到其它公社买米买猪糠回到铺仔圩卖等等，现在不但不准还要将这些当作投机倒把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犯严重投机倒把罪的法院还会判刑坐牢。

自家养殖的鸡鸭鹅等三鸟要完成国家派购任务后，多出的要持着食品站的派购证明才能在集市上卖。工商所在集市上查到无派购证而出售鸡鸭鹅的，轻则赶离市场，重到没收处理。

所谓国家派购任务，就是湖光食品站每半年就到各村收购鸡鸭鹅等三鸟，每个农户都有食品站按户下达的派购任务，交售给食品站鸡鸭鹅每斤六角到八角钱不等，而农户拿到集贸市场卖鸡鸭鹅每斤可卖到九角到一元二角钱不等。食品站下派购任务低价收购了农民的鸡鸭鹅等三鸟后转以国家牌价供应给城镇居民或机关单位集体食堂。农民交售鸡鸭鹅给食品站时，食品站会开出派购任务完成证明。社员持有这个已完成国家派购三鸟任务的证明，才能将自家多养的三鸟拿到摆在农贸集市出售。

我母亲虽然不可能持食品站派购证明到铺仔圩卖鸡鸭鹅等三鸟，但不向食品站交售派购鸡鸭鹅，会被人视为落后分子，会遭到他人的议论，也会遭到食品站的追问。因此，我母亲养不到鸡鸭鹅交售给食品站，每年在食品站来我村收购派购鸡鸭鹅的几天里，我母亲都要忍痛拿钱到铺仔圩高价买鸡鸭鹅回来低价交售给食品站，以此来完成上级食品站下达的派购任务。

当然，我母亲不会象买鸡过年那样挑肥的买。我母亲又是带着痛楚的心和东借西凑来的钱买鸡鸭鹅。因此，我每次提着我母亲从集市买回的鸡鸭到东边村枇杷树荫下交给食品站的派购员，都是派购员将结束已派购几天的行程了。

有一天下午，我在铺仔圩看到工商所门（旧百货门市部）前围了很多人，我也跑过去看热闹，只见一个中年男子坐在工商所内屋天井地上用双手紧紧地捂着脸。

原来，工商所抓了这个在麻章圩买米来铺仔圩卖的中年男子，这名男子归案后坦白承认了自己的投机倒把罪行，并按工商所干部的要求写了以后保证不再犯的保证书。但工商所从照相馆请来了摄影师傅要将他的像拍下来，他却紧紧地捂着脸死活不肯给照相。工商所上午十点多请来摄影师傅来拍照他不肯。摄影师下午又来一直劝说恐吓等等，都因该投机倒把犯罪分子自感罪行严重和羞愧无脸见人，工商所的干部又不象派出所公安那样下重手强迫，到了下午四点多仍拍不下这个投机倒把分子的像。

工商所照相的目的，据说是要将这名投机倒把分子的照片贴在集市上让群众监督，和将照片寄给相邻公社的工商所，让其他工商所见此人就抓起来不让他买卖米，堵死这个投机倒把分子的路子，直至改革开放前夕，我们所有村庄都绝对不准个人开小摊小卖。

我们湖光公社的集市铺仔圩上也只准五个有残疾病的城镇居民摆一个1米x2米大木板台的小卖摊，他们也只是准卖些凉水和香蕉之类。这五个小卖摊几乎都是被全公社的成年社员认识。什么益谦呀、老虎娘呀、喷涕娘呀。

过去那代妇女穿裤子没有裤带，大都是裤头折塞着。传说喷涕娘有一天从井下打水，她将水桶抽到井中途时，打了一个响亮的喷涕，她这一打一猛用力裤子便掉了下来（那个年代人穷为省钱，很多上了年纪的女人都不舍得穿内裤），她腾出手来抽裤子木桶便掉下井全开花（散烂）。她顾得了桶就顾不了裤，顾得了裤就顾不了桶，左右为难。喷涕婆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湖光公社有铺仔圩和新圩两个集市，湖光公社西邻的太平公社有太平圩，北邻的麻章公社有麻章圩。可能是有这个三个集市以来，为方便百姓购物和小商人做买卖，三个圩的人相约或解放前的旧政府将三地逢圩的时间错开。麻章逢圩是一、四、七（即农历每个月逢一、四、七是逢圩日）；太平圩是二、五、八；铺仔圩和新圩是三、六、九。这样，一个百姓或小商人想赶集市或做买卖，每日都有集赶（逢圩日），只是赶不同的集市而已。但今日来说这样的逢圩日恰恰会有利于投机倒把活动，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可骑着一部单车天天穿梭在这三个公社的圩日中买和卖。

1970年代初中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和打击投机倒把后，上级便将这三个公社（应是全市）的集市逢圩日统一改为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