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家教自教(10)(第1 /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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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到1977年11月恢复高考前,没有大学可考,农村人要离开农村唯一的路子就是出去当兵。当几年兵退伍后国家在城里给予安排工作,但自1972年后国家不再给农村退伍军人在城里安排工作,像我们村的李康生叔,从他当兵退伍起之后的农村籍退伍兵都留在农村。就这样,农村人离开农村进城的路就全部堵实封死了。
我有一年回乡祭祖碰到李康生叔(当兵的李康生),李康生叔说他原在北京仪仗队当预备员(长得帅),他那批退伍回乡的退伍兵,有关系的如我的堂叔李公裕就安排到市农药厂(后改为外加剂厂)工作。李康生在家种田很久后,湖光公社的干部有一次才对李康生叔说干部疗养院欠炊事员,问他去不去干部疗养院。李康生叔有点后悔地说他太老实当时就回答说自己没当过炊事员,以致没能抓到做“同志”( 国有工人)的最后机会。
李康生叔人长的帅气,当的兵是天安门仪仗队的预备队兵,也许是心有不甘或当兵即跳出农门的理想破灭,李康生叔以至终身不娶,令人婉惜。这是后话。
农村人种田种的粮食都不够自己吃,更不用说种田能种出钱来,要想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能活下去或稍微活得好一些,只能是学会做水工或木工,走乡过村给人建瓦房做门窗,或加入建筑工程队到城里建楼房,赚一点比在农村干农活稍高一点的血汗钱。我父亲是村里的水工工头,带会村里很多人做水工。我父亲在东方大队建筑工程队和湖光公社建筑工程队都有较高的威望和建筑技术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我父亲并不想我继承他的衣钵做水工,他没明确跟我说过做水工太辛苦太累,但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暗示和指点我做木工,做木工少爬高爬低也少在烈日寒风下做工。相对于做水工,做木工辛苦程度低很多。我父亲不只是水工工头,他的木工也很在行,我家里也备了一套完整的木工家什。
我们兄弟都很小时,我父亲自己造了一张可收放的小饭桌和做了几张小矮凳,但经过几年这些饭桌凳子便轮流着裂板断脚等等,常会倒桌或倒凳打烂碗摔了人。我父亲又整天忙于去霞山做工养家无暇修理,我母亲就常拿木板顶或砖头垫着给我们兄弟吃饭。后来,我们家的小饭桌小凳子实在烂得不行了,我父亲才对我说让我学着做木工做一套饭桌椅子,那是我读小学五年级放暑假的时候,我父亲借来一张椅子给我讲解,又连续带我做几个晚上木工后就交给我独自来做了。
我白天自己做木工,晚上有疑问就问父亲。我用锯子锯好木材的长短,用墨斗线弹出木材的大小,照着墨斗线用斧头初步砍削出木材的大小和形状,用长刨刨直木材,用中刨刨光木材,最后用短刨来抛光木材,对木材的弯曲部位还要用细致的细刨来刨来抛光。接着用角尺画榫位和榫孔,用细锯锯出榫头,用大小凿凿出榫孔,所有备件都做好后,便组装成一张小椅子。一个暑假我时做时停做出了几张椅子,再过几个月我又做成了小饭桌,我父亲基本满意我的木工技术和做工。
我读初中一年级寒假,我自己独自想起了做一把秤东西重量的秤。我找来一根海南红杂木,砍削刨成两头稍小中间大如水蛇形状的的秤杆,找来一个旧秤砣,我叫我母亲给我买一个小钛盆做秤盘,用铁钳剪曲铁线做铁钩和秤链。用小铜线剪成两毫米长做秤星,这样所有做秤的材料都准备齐全了。我向我叔叔借来一把很准的秤来做参照秤,我用家里的番薯作砝码,我用旧秤秤好一斤的番薯十份,番薯多就切出来,少就切补上。我就接着用要造好的新秤量秤这十份番薯,在新秤杆面对着人那边的杆面依次用铅笔标画出一斤、两斤直至十斤,每一斤之间再用尺分标10格,每格一两。头扭秤从十斤起头,最小单位是斤,在秤正面或背面至画标至三十斤。全部画标好后再与旧秤校对一遍确定准确无误后,用铜线按照画线钉入秤杆,用粗砂纸磨平,用细砂纸抛光,一把秤就造好。我用这把秤在铺仔圩卖过菜,也借给别人卖东西,我初中一年级暑假去霞山帮李康同卖果蔗时(我们村人在自己的自留地种黑果蔗,一次砍一牛车蔗拉到霞山堆放在亲戚或熟人门前,然后组织十个八个亲属或朋友分散到霞山各市场街道卖,一般两三天内卖完一牛车甘蔗),我也是用我自制的秤来卖蔗,李由英姑对其弟李康同说我很聪明,自己做秤自己用,我不知由英姑从哪里知道我自制秤。
我家建新房后,新房的门窗都是我油漆的。我又自制相框,更是在制作相框时学会刨制相框凹凸花纹。我在自制相框中挂放好同学何国文王志敏辛忠等男同学的照片,也夹摆有傅朝秀彭玉霞等大胆女同学主动送我还不大敢收的青涩表情的照片。当然,到我家的亲朋都是说我的女同学美丽而不说相框制做的漂亮。
我家的较大的书桌也是我自制的,我读高中时基本掌握了木工的技术,若不是国家恢复高考,我自信我会成为一名合格的木工,在农村也会象我父亲那样是一个出人头地的人。
我未读小学前起到读中学毕业,我一直偏向与比我大几岁,甚至十多岁的人出行,我与李康同叔、李公素叔、李公兴叔、景强叔、李义文叔、李福成叔、李福程叔、李义平大哥、李义雄大哥、李老粗等在一起玩。
我小时候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我现在想起来,我从小也许潜意识中觉得同龄人满足了我的某种欲望,比如我比他们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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